注册了家空壳公司，每次从越南出口布料，都故意压低报价，把差价通过香江的公司走账存起来。同时还悄悄把家里的金银首饰、重要文件分成几份，让家里人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，就怕哪天出意外。”
韦国豪听得连连点头：
“没错！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1977年下半年，我医院隔壁的粮油店老板，姓陈，他儿子在越南海关做事，偷偷告诉他，上面在统计我们人的资产，尤其是商铺和工厂，说是要‘统一规划’。陈老板当晚就把店里的现金和账本转移到了乡下的亲戚家，第二天还故意低价甩卖粮油，装作生意做不下去的样子，减少当局的关注。”
“还有我认识的一位做木材生意的侨商，更绝。他知道越南当局对跨境运输管得越来越严，就买通了边境的一个小吏，每次运木材的时候，都在货柜夹层里藏些金条和美金。前后折腾了大半年，把大部分家当都转移到了老挝的分公司，等到1978年初那边开始大规模驱赶我们人时，他直接带着家人从老挝转道去了泰国，几乎没受什么损失。”
崔静怡好奇地问：“那这些人都是怎么察觉到风险的？总不能凭空猜测吧？”
“当然不是。”韦国豪苦笑一声，“我们在那边虽然经商的多，但一直受排挤。刚开始只是些小摩擦，比如市集上本地人故意刁难我们的商贩，或者政府部门办事时对我们故意拖延。但到了1976年之后，这种刁难变成了明文规定——比如我们不能担任政府公职，子女上学要多交‘特殊费用’，甚至连我们自己人之间通婚都要经过审批。”
“更明显的是舆论。越南的报纸开始频繁刊登‘华夏人抢占本土资源’‘华夏人不忠于越南’之类的文章，把经济问题归咎到我们身上，这明摆着就是在煽动，为后续的打压铺路。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，而是要动真格的了。”
方言补充道：“还有些人是通过人脉提前得到了消息。比如之前有侨商在那边做生意，就提到过香江有不少越南华人社团，这些社团和越南的华人商界联系紧密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会第一时间传递消息。有个做五金生意的侨商，就是通过社团得知当局要‘接收’华人企业的消息后，连夜把工厂的机器设备拆下来，装在渔船上运到了海南，虽然损失了厂房，但核心的生产设备保住了，到了国内很快就能重新开工。”
“不过也有很多人没这么幸运。”韦国豪的语气沉了下来，“我医院里有个护士，她丈夫是开餐馆的，总觉得‘咱们规规矩矩做生意，不惹事，当局也不会怎么样’，劝了好几次都不听。结果去年年底，那边当局突然派人查封了餐馆，说他‘非法经营